格莱斯认为（Grice 1989：376），奥斯汀对“真的”一组表达式的条分缕析，可作为植物研究法的典型样例。试看例[2]：
“true friends”, “true statements”, “true beliefs”, “true bills”, “true measuring instruments”, “true singing voice”,etc.
从例[2]来看，语言植物研究法的重要目标就是勘定某个概念的范围，鉴定这个概念的系统以及它在系统中的关系，即要弄清各种从属概念是如何进入某个大概念而形成一个系统。
例[2]展示的是，语言学家或者词汇学家对“真的”一词的认识，不会刻意追问“真的”变化情况。于是，“真的朋友”“真的陈述”“真的信仰”“真的账单”“真的测量仪器”“真的唱声”这些表达涉及“真的”一词，它的用法看似一样。语言学家可能不会感到这几个“真的”有什么实质性差异。在格莱斯看来，语言哲学家却要突破这种认识，他们使用的方法就是语言植物研究法。
面对这一组“真的”表达式，利用语言植物研究法，就会发现问题：这些“真的”并不是同样的“真的”，可是它们又是怎样进入“真的”这一大概念的呢？“真的”一词表达的不只是语义内容，它还牵涉着关于“真”的理论，涉及真值条件。即界定“朋友”“陈述”“信仰”“账单”“仪器”“唱声”等的真值条件不同，不可用单一的条件来确定“真的”的不同用法。比如，“真的朋友”和“真的汉子”二者的用法或者说哲学语法相差甚大。对朋友两肋插刀的人，当然算得上“真的朋友”；对社会有责任担当，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行动的人，算得上“真的汉子”。二者的差别显而易见，可是它们各自为真的条件却复杂微妙。在格莱斯看来，语言植物研究法的宗旨就是要对它们进行甄别与分类。格莱斯认为，在语言植物研究法视野下，单个语词都会涉及多个词汇条目的内容。因此，从单个语词出发，去揭示它所涉及的各种语义特征以及各种语义特征所归属的系统，这是语言哲学研究不可忽视的内容，正是牛津辩证法关注的焦点。